职业汉语能力的理论思考

2012年03月16日

天津师范大学  谭汝为

一、汉语地位与母语尊严

语言是人类认识客观事物、发展思维、创造文明的工具,是人类用来交流思想,表达意思的工具,是人类传播、积累和交流文化的载体。语言是工具,但又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因为语言与民族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它记录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踪迹,成为延续历史与迎接未来的一条血脉。汉语就突出地显示出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

目前汉语出现了“外热内冷”的现状:当国外很多人热衷于学汉语的时候,国人对汉语却淡然视之,缺乏应有的热情,现代中国人母语能力的下降状况,都引起学界有识之士的担忧。

提升公民的语言能力,进而提升整个国家的语言能力是当务之急。

公民的语言能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种能力,一是语言技术水平。

语种能力

普通话+方言=外语(汉族)

母语+国家通用语言+外语(少数民族)

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各司其职,和谐共处

在思想观念上厘清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很有必要。一个国家的发展强盛,书同文、语同音,是至关重要的基础环节之一。我们这个多民族、多方言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国家通用语不能通用,普通话不能在全国普及,就会严重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个道理显而易见,不必赘述。

普通话和方言,各有不同的生存空间、使用范围和适用语境。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民族共同语、标准语言,对于使用者来说,它是工作语言、公务语言、教学语言、校园语言;而方言则是家庭语言、乡土语言。二者并不冲突,普通话是为全民族服务的,方言是为某一个地区的民众服务的。在不需要使用普通话的场合,没有必要拒绝或排斥方言。二者各司其职,各擅其能,各有用场,和谐共处。

语言技术水平

书写能力的传承  提笔忘字 不会写字
现代语言技术的掌握   计算机打字 收发邮件 收发短信 边缘化
加强写字训练,但这种局面 无可奈何
毛笔——钢笔——键盘
再过一段时间,平面媒体将会消失

汉语能力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母语尊严问题
八股文风盛行
书写能力下降
重文轻语
文化含量降低 新的“雷人词语”
学生厌学
首先是维护母语的尊严
维护母语的尊严,就是维护民族的尊严,就是保护我们的精神家园。近年来,法国、德国等拒绝在本国文字中夹杂英文,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曾签署命令,要求维护俄语的纯洁性。很显然,语言文字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对此,我们应作深省!
我们要重树母语自尊,要引导教育青年一代珍爱母语,传承文明,并形成全社会的共识。令人遗憾的是,很多人缺乏这种意识,看不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因此,从事汉语能力教学的同行应把维护母语尊严,提高民族素质,传承精神文明视为神圣使命。

二、如何提升公民语言能力的举措
1.建立公民语言能力的国家标准
2.进行汉语能力测试(包括职业汉语能力测试)
3.加强学校的语文教育
4.语言科学的社会普及
5.加强科学研究,学术不能缺环,学者不能缺位

三、语文教育存在着的问题

中国语文教育中确实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谢小庆教授在《我们需要素质教育取向的大学语文改革》中,指出四个主要问题:(一)过分强调对语文知识的记忆,而忽视对实际语言交际能力的训练;(二)过分强调语文知识的系统完整,而忽视语言能力的培养;(三)过分强调语法的分析,而忽视语感的体验;(四)过分强调“范文分析”,即对少数课文掰开揉碎的“精读”,而忽视开拓学生的视野。

由于我国语文教育中长期存在的这些问题,今天我国劳动人口中许多人的语言能力不能满足职业工作的需要。语言错误不仅出现在中小学生的口头和书面表达之中,甚至出现在大学生以至硕士生、博士生的口头和书面表达之中,出现在学位论文、书籍、报纸、杂志和电视字幕之中。

据中新社报道,从“全国报刊逻辑语言应用病例有奖征集活动”颁奖大会上获知:中国报刊的语言文字差错十分严重。这次活动共挑出无可争辩的语言逻辑差错14883处。以 2006年7月14日出版的四份中央级报纸和二十四份省市级报纸的一至八版正文为例,共挑出逻辑和语言应用方面的病例1289个,平均每份报纸46个,每版5.8个。据说有一份中央级的权威报纸,其错误竟高达184个,平均每版23个,名列“第一”。

某报今年2月20日第4版国际新闻《美男子驾机撞击国税楼》。“美男子”就是“帅哥”,容易引起歧解或误解,确为败笔。但点明“国税楼”,昭示出犯罪动机。“驾机”用得好,但与“撞击”相连,有语音重复之瑕疵。另一份报纸,2月20日第7版国际新闻《美男子驾机撞政府大楼》。用“美男子”堪为败笔。用“政府大楼”也欠妥,因该男子驾机撞的是:美国国内税收署位于得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的一处办公楼,其报复动机,源于与国内税收署曾有两次“过节儿”。“政府大楼”指中央政府首脑或地方政府行政长官办公的楼厅,而奥斯汀税收办公楼,相当于中国省市级税务厅局,系地方政府下属机构。用“政府大楼”,且不指出级别性质,有危言耸听之嫌。

广播影视读音出错问题更为严重:作为房屋量词的“幢(zhuàng)”被普遍错读为“栋”;把“月照花林皆似霰”的“霰”(xiàn)读为“散”;电台电视台播音把“桃之夭夭”读为“桃之天天”;把《红楼二尤》读为《红楼二犬》;把“元春省(xǐng)亲”读为“shěng亲”;把“股肱(gǔgōng)之臣”读为“股宏”;“酋长国”被错读为“犹长国”;“哂(shěn)纳”被错读为“西纳”;“不啻(chì)”被错读为“不帝”;“莘莘(shēn)学子”被错读为“辛辛学子”;“白雪皑皑(ǎi)”被错读为“白雪凯凯”;“鳜(gùi)鱼”被错读为“厥鱼”等。“床笫”(床铺,多指闺房或男女之间)被写成“床第之欢”;“衮衮诸公”在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被读为“哀哀诸公”,在报纸标题上被写成“兖兖诸公”。“衮衮”是连续不断的意思。杜甫《醉时歌》:“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后以“衮衮诸公”,指众多身居高位的官僚。

四、外语与母语的关系

重外语轻母语的现象已成为社会各界多年来关注的话题。我们整个社会对母语的重要性不够关注,中国人母语整体运用能力和交流能力明显下降,可是学习外语的热潮却一浪高过一浪,国人对英语的重视程度已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双语幼儿园出现了,许多家长趋之若鹜;双语学校及入学人数以每年20%多的速度在增长;针对成人的各种英语培训班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留学日趋低龄化,近年放弃国内高考而直接参加“洋高考”的学生以每年10万人的数字高速递增;最近上海自主招生的4所院校也不考语文而考英语。在升学、考研、就业、晋级等方面,现行的对外语的优惠政策,引起许多人的不满。

我国人民学英语的热情很高,人数很多,但效率很低。据《人民日报》近日报道:全国初中以上人群学英语的在93.8%以上,但其中能够自由阅读、交流的仅占3.26%,能够借助工具书阅读的占12.67%,能够看懂简单句子的占43.23%,看不懂的占28%。多数是哑巴英语,而真正高水平的英语人才却如凤毛麟角。国人学英语费了很大的劲儿,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但投入和产出根本不成比例。多数人学习英语,是以挤压母语为代价的,结果母语水平明显下降,而英语学得又是二把刀、半瓶醋,最后成了驼子摔跤——两头不着地,顾此失彼,鸡飞蛋打。


英语作为强势语言,是几百年殖民统治逐渐形成的结果。目前,全世界45个国家的官方语言是英语,世界1/3的人讲英语,75%的电视节目是英语,80%以上的科技信息用英文表达,几乎100%的软件源代码用英文写成。

英语固然重要,但母语更为重要,不能因为学习外语而牺牲母语。语言不仅是一种表达工具,语言与民族的关系是唇齿相依、鱼水共存的关系。对于所有的中国人来说,我们的母语是民族精神的载体与表现形式,延续着五千年的文化命脉,是中华文化永远不可丢弃的精神家园。放弃母语其实意味着放弃自己的传统和历史,放弃自己赖以生存的文化基因。作为一个中国人,首先要重视母语,学好母语,然后才是学好外语。

四、汉语能力与口语表达

知识与能力的关系如何?似乎应当是平衡的,就是说知识丰富的人,能力就强;反之亦然。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的知识和能力在均衡度上,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现象,《红楼梦》作者精心塑造的“金陵十二钗”,知识和能力的比照,就呈现出几种类型:第一种是均衡型,例如薛宝钗和贾探春,知识和能力同样超群,贾迎春和贾惜春,知识和能力都平平;第二种是矛盾型,例如林黛玉,书本知识第一流,口语书面语能力很强,但实际能力,例如治家管理能力基本等于零;更典型的是王熙凤,书本知识几乎是空白,但口语表达能力却出类拔萃;治家管理能力第一流,但书面语表达能力等于零。——这说明一个人的知识和能力之间不能划等号。知识是死的,能力是活的。如何把知识转化为能力?这是摆在职业汉语能力教学者面前的一个大课题。“授人以鱼,只供一餐之需;教人以渔,则终身受用无穷。”有一年高考给材料作文的题目是“面包与猎枪”,教师教学生进入森林打猎,一种方式是给学生带上足够的面包,另一种是教会学生使用猎枪。其实这是强调:引导学生提高能力,比单纯传授知识更重要。

我们的语文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们运用汉语的实践能力,而不是去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事实上,人们的语文知识不一定等同于语言能力,特别是不等同于在实际生活和工作实践中应用汉语的能力。

语言能力包括书面语表达与口语表达两种。自古以来,人们重视书面语能力,而对于口语能力却不够重视。《论语•里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就是说:君子办事要敏捷;而说话要迟钝。毛泽东给两个女儿分别取名李敏、李讷,就是希望子女勤勉从事,不尚空谈。《老子》四五章:“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所谓“大辩若讷”是说真正有口才的人,表面上好像嘴很笨。表示善辩的人发言持重,不露锋芒。老子和孔子都赞扬了“讷”,所谓“讷”就是说话迟钝,不流畅,吭吭哧哧的。

据史载,历史名人,如战国时期哲学家韩非、汉代御史大夫周昌、汉代文学家司马相如、三国时期的镇西将军邓艾等,都是“结巴”。他们或有文名,或有武功,都是了不得的人才,口吃并未妨碍他们建功立业,发挥才干。他们都是“讷于言”的代表人物,却都获得人们的尊重。

人们看重的是书面语表达,科举考试从来没有进行过口试。西汉失宠的陈皇后要用“千金”的稿酬,请文坛大腕司马相如写《长门赋》,以感化汉武帝回心转意。相反,口才好,口语表达能力强的,却遭到贬斥。例如汉语成语“口若悬河”“摇唇鼓舌”“巧舌如簧”“巧言令色”“花言巧语”“能说会道”等,都带有不同程度的贬义。民间亦如此,丈母娘和未来女婿初次见面,在相姑爷的面试中,嘴笨的吃香,能说的倒吃亏。组织部长分析三梯队干部时,也大抵如此。

国外语文教育十分重视口语表达。古罗马古希腊的修辞学专著,主要是演讲术和辩论术。对于外国政治家来说,口才不行,及早改行。因为口才、幽默和应变能力在竞选中那是赢得选票的不二法门。我们的官员是上级任命的,口才好坏似乎无所谓的,甚至口才好的却遭贬斥,被认为不稳当,容易荒腔走板,不利于保持一致。因此官场上照本宣科,不越雷池,最为保险,于是套话、空话、大话、官话、尽人皆知的废话盛行。久而久之,大小官员是“面部呆板不会笑,八股盛行假大空”。

这涉及文风问题。我曾在新浪博客发表过一首打油诗《文风》:
大报第一版,小字红头文。官话加套话,晦涩罩雾云。
空洞催人睡,套话烦腻人。索性丢一旁,废品回收频。
每每听报告,层层传达勤。千篇皆一律,水过不留痕。
理论新八股,板滞目无神。空空而泛泛,背离实践门。
衙门作风盛,官僚习气浓。文风与会风,陈陈相因循。
谎言加谄媚,潜规则横行。假大空泛滥,屡屡出丑闻。
弊病须针砭,文风宜推新。八股不根除,祸国且殃民!

作为语文教学,要针对传统上重文轻语、重知识轻能力的现实状况,妥善处理好这几个方面的关系,要解决好知识和能力的不平衡关系,在评价上有所侧重;解决好书面语和口语的不平衡关系;要树立良好的实实在在的文风,摒弃形式主义的八股文风;要从听、说、读、写四个方面全面提高学生的汉语综合应用能力。

五、信息时代语文的变化

什么叫“信息时代”?我们现在一刻也离不开手机,离不开电脑网络,这就是“信息时代”。信息化是全球化时代的主要特征。人是“信息动物”。“人为万物之灵”, 依靠善于利用信息。语言是最基本的信息载体。语言扩大人脑的信息储存, 组织信息成为知识, 把知识转化为没能力。

“语言使人类别于禽兽, 文字使文明别于野蛮”。文字把语言传到远处、留给未来, 开创“文明时代”。以语言和文字为基础, 人们进一步创造各色各样的“传信技术”:电话、电报、录音、录像、广播、电视、电脑、手机, 日新月异, 层出不穷。手机小巧玲珑, 集多种功能于一掌:通话、短信、摄影、会面、名录、计时、娱乐等等; 功能不断增加,,将来还会有翻译电话, 我说汉语, 你听到英语。信息技术把全世界的亲朋好友都聚会到眼前耳边, 共度良辰佳节!在这样生动活泼的信息时代, 不能不更新我们的生活概念——“食衣住行信”。

过去,在农业社会,中国人日常生活离不开“衣食住”。后来孙中山先生加上了“行”,当时许多人不理解。其实“行”就是工业社会的典型标志。从老牛破车,发展到公路、铁路,再发展到高速公路和城际动车。现在我们处在信息时代,进入了信息社会——“开门七件事”变成“衣、食、住、行、信”。从事语言学教学和研究的同行,必须掌握电脑,深入了解网络及其语言特点,以适应“信”的要求。

随着电脑的普及,博客、手机短信等新兴媒体和网络语言的出现,群众语言生活的趋势是走向平民化(也叫“草根化”)而不是精英化;走向多元化而不是一体化。成就改革大业不仅需要科技创新,更需要观念的创新、制度的创新。而观念创新、制度创新,必须借助语言的创新,必然带来语言的创新。创新就意味着突破原有的规范。

当前,在电脑操作和互联网空前普及的同时,推广普及普通话的工作也相应获得极大的促进和补益,因为不懂普通话,在电脑桌前就无法正确地用拼音输入。规范汉字已在大陆通行,也得到国际组织的承认。当前我们正面临着一场新的书写革命,就是人们丢弃了手中的笔,而改用键盘书写,这将对我国的语言生活发生深刻影响。

弃笔改用电脑操作,却是一柄双刃剑。有利的一面是:拼音输入法的普及,对于普通话的进一步普及大有补益,将使汉字难写的弊端得到根本性的克服。但另一方面,人们手写汉字的机会将越来越少,对于相当多的人来说,手写汉字将变得越来越困难。据报载:一位大学生手写200来字的求职信中,居然出现12个错别字。为数不少身为教师的文科博士、硕士,课堂板书的书写七扭八歪,而且握笔姿势和书写笔顺都不正确——这说明母语教学存在严重的问题,语文启蒙时期的教育不规范,也跟亿万人弃笔用键盘书写不无关系。

六、语文的社会性与文化性

语文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都应强调社会性。所谓语文内容的社会性,包含实际的社会问题与社会信息。所谓语文形式的社会性,就是人们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善于得体地表达自己观点,并加以正确的论证,从而说服对方,达到合作的目的。香港中文大学的国文选修课“口语传意技巧”、“演讲与辩论”,另外开设的“行政事务中文”““商用中文”,都很好地体现出对语文社会性的重视。

语文与文化又是密不可分的。人的社会交际离不开语言,社会交际首先遇到的就是称谓词语,这涉及礼貌原则和传统文化问题。

下面谈央视主持人朱军“家父门”问题。前两年,央视《艺术人生》特别节目《恰同学少年》中,主持人朱军在节目进行过半时,请上毛泽东的嫡孙、毛岸青的儿子毛新宇,上台讲述爷爷奶奶的往事。毛新宇刚一落座,朱军就用沉痛的语气说:“不久前,毛岸青去世了,首先,向家父的过世表示哀悼。”此语一出,观众哗然。对此案例,形成网上激烈争论。

正方观点:“家父”“家母”是谦称自己父母亲,而称呼对方父母应用尊称“令尊”“令堂”。 朱军作为专业主持人,竟犯这种“低级”错误,纯属贻笑大方,当众出丑。

反方观点:朱军称“家父”没有错。 朱军的话是向毛岸青的儿子毛新宇说的,有特定对象,所以省掉了一个“你”字,不会引起歧义,这在语法上是允许的。在口语中被大量应用,使意思表达得简单明了。俩熟人不期而遇,互致问候,往往说“家里人都好?”“爸爸怎么样?”这里省掉了“你”字。对方要认为是抢了他家里人、抢了他爸爸那才叫贻笑大方。有精神病的人也不会在这里发神经对此,拟从称谓语言学角度进行分析:

从称谓语言学角度分析,“家父”称谓的使用性质为谦称、背称、外称。(1)“家父”是谦称,就限定此称谓只能在交际中谈及自己父亲时使用,绝对不能用于称呼对方父亲。(2)“家父”是背称,就限定不能面对父亲直称“家父”。(3)“家父”是外称,就限定这个称谓只能在与外人交谈中使用,不能面对母亲、兄弟、姐妹、叔伯等亲属使用。

“家父”与“父亲、爸爸、爹”之类称谓的不同之处在于:称呼“你父亲”“我爸爸”“他爹”等均可,但“家父”前绝对不可加“人称代词”限制,如“我家父”“你家父”“他家父”等说法都是绝对不能成立的。“家父”只能用于亲爹,词义为“我的父亲”。如果在它前面加上人称代词:
我家父=我的+我的父亲(叠床架屋,拖沓累赘)
你家父=你的+我的父亲(到底是谁的?状如抢爹)
他家父=他的+我的父亲 (同父异母?徒增纠葛)

我们可以总结一条语法规则:礼貌词语前不能加领属定语的限制。如“府上”“令尊”“大著”或“寒舍”“家父”“拙文”等礼貌词语之前,都不能加“你的”“我的”“他的”限制。

七、关于听说读写能力

言语交际包括听、说、读、写四个方面。他们分别属于口语交际和书面语交际。

我们不妨把这四种能力,分别进行分析总结:

1. “听”的能力包括
(1)专注力(注意力集中,认真倾听,心无旁骛);(2)辨别力(对先后呈现出不同声音的分辨能力);(3)理解力(听懂别人所说的内容);(4)排序力(将由听觉所获取的内容较复杂的资料进行有层次的排列);(5)判断力(针对听觉获取的信息加以准确的推理判断);
(6)综合力(针对听觉获取的信息进行综合并作出言简意赅的概括);(7)记忆力(对已接收的听觉信息,事后能比较准确地概要复述);(8)纠错力(敏感而准确地发现在听觉语流中出现的各种语文错误的能力)。

2. “说”的能力包括
(1)发音标准;(2)内容得体;(3)表达流畅;(4)语境适切;(5)有针对性;(6)因人制宜;(7)层次清晰;(8)合乎逻辑;(9)长短适中;(10)文明礼貌;(11)有感染力  (12)有思辨力等。

3. “读”的能力包括
(1)识字数量;(2)掌握词汇数量;(3)认读能力;(4)理解能力;(5)分析能力;(6)筛选能力;(7)归纳概括能力;(8)鉴赏能力;(9)评论能力;(10)纠错能力等。

4. “写”的能力包括
(1)主题确定;(2)材料充实;(3)用词得体;(4)布局合理;(5)表达流畅;(6)文体适切;(7)篇幅适中;(8)修辞润色;(9)书写能力;(10)格式规范;(11)修改能力。

陈宇先生在《国家职业汉语能力测试大纲•序》中指出:“ZHC主要考察语言的“形式”而不是“内容”;ZHC强调实际语言交际能力的训练,不强调语文知识的单纯记忆;ZHC强调语感体验,不强调语法分析;ZHC强调语言事业的拓展,不强调名著名篇的研读。显然,ZHC的目标,是让汉语从学术界神圣的象牙之塔中走出来,走到为经济服务、为生产服务、为广大劳动者服务的实践中。”

八、语言学工作者要更新观念

最后谈语言学工作者专业意识和思想观念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自然包括语言能力教学,但又不仅局限于此,而从宏观上厘清这个问题,对于教学讲师一个大推进。

随着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及新生事物的不断出现,汉语“新词酷语”正以每年1500个以上的速度激增。至于在社会语用中,违规的短语组合、逾格的句子搭配,也大量出现。

在汉语发展漫长过程中,语言使用呈现出鱼龙混杂、良莠杂糅的状态。这是正常现象,不必忧心忡忡。上世纪80至90年代,社会上一度出现泥沙俱下的语言创造与使用情景,曾引起语言工作者的忧虑,以至不断发出“整治”“纠正”的呼吁。但现在,我们语言学工作者渐渐地想通了:汉语的实际使用与发展,不会走一条笔直顺畅的道路,要求社会语用永远“健康”与绝对“纯洁”,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只能遵循约定俗成的原则,加以适当引导,在大众的语言实践中实现优胜劣汰。

语言的发展是不会受任何人的主观意志制约的。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为配合吕叔湘、朱德熙两位先生的《语法修辞讲话》一书的连载所发表的社论中曾指出,关于“反帝”“反封”等一些缩略语的使用是不规范的。但后来不仅这些词的使用被继续了,而且像“WTO”“IT”“T细胞”这样的西文、中外合文式缩略方式构成的词语都堂而皇之地涌入了2002年增补本的《现代汉语词典》。因此,衡量某一词语产生与使用是否纯洁和健康,关键不在于词语本身的色彩与性质,而在于如何看待、解释和使用。

语言学家要相信人民群众在语言选择和使用中的鉴别能力。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属于全民所有,也是全民共造的。语言最终的认同者和使用者不是少数专家,而是广大群众。1959年,语法学界认为“恢复疲劳”“打扫卫生”等短语不合乎语法规范,但它依然流行,普遍使用。近年来如“邮编”“非典”“很阳光”“挺女人”“特农民”“非常现代”等组合的出现,不符合语法规范,但大家都懂、都接受,都这么用。

从历时角度观察,语言不是静止不变的纯理性的产物,而是动态的、感性的,永远处于发展变化的进程中。语法规则只是相对的、弹性的,而不是整齐划一的数学公式。语法规则的正确性,在于大家都这么用,却不在于点水不露、无懈可击、放之四海而皆准。

正如现代语言学大师王力先生所说:“语法里只有习惯,没有天经地义。”语言学家对于社会语用中出现的逾规出格但又广泛流行的习惯用法,不应动辄就套用语法规则去批评,加以禁止;而应在细心观察的基础上,善于从这些似乎无理的形式中寻找出隐含着的某种合理的因素,并加以中肯的解释。胡适先生说:“在语言文字的沿革史上,往往小百姓是革新家,而学者文人却是顽固党……促进语言文字的革新,须要学者文人明白他们的职务是观察小百姓语言的趋势,选择它们的改革(方)案,给他们正式的承认。”

语言学者须调整心态,应改变态度,宜转换角色。不要整天板着面孔扮演“语言警察”或“语言法官”;倒可以充任“语言导游”或“语言参谋”,把人们引导到绚丽多彩的语言世界,在灵活运用中一起分享其中的乐趣。